毕业于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大器建筑设计工作室（名人工作室）主任与主持建筑师，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央研究院“老旧社区综合改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建设科技集团领军专家。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RIBA（英国皇家特许注册建筑师），APEC 注册建筑师、AIA（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硕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改造和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空间设计发展委员会副会长、民革市委人资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杂志《城市建筑》、《亚洲照明》、《雕塑》编委。中国设计红星奖终评评委、中国工业设计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

（节选，详见正刊）

导报：请您谈一谈对《世界建筑导报》的印象、看法及建议？

曹晓昕：我对《导报》还是特别关注的。因为在我读书的时候（1989 年 -1993 年），作为刚刚入门的学生，能接触到的建筑媒体其实并不多，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也就是四份刊物，《导报》是其中之一。当时，外文期刊只有大学老师或研究生才能够看到。我做为本科生是很难接触到。《导报》作为国内期刊，在当时能够报道国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比较贴近这个时代的、具有实时性的信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导报：能否谈谈对深圳的城市和建筑的印象？在您看来，深圳的建筑和建筑设计经历了哪些阶段的发展演变？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未来会有哪些趋势？

曹晓昕：倒退 30 年，深圳处于一个野蛮生长时代。刚刚改革开放，同时也有大量的资本，所有一切都是新的，当时深圳速度，就是新的提法。在那个时代后现代主义特别盛行，大家对它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那阵风也是一种快餐，因为是符号，所以很快能够进入视野、被人记住并不断复制。现在看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简便的，能够高效率创造建筑的一种方式。它和建筑质量没关系，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快速形成建筑语言就会更容易套用这样的符号。深圳就是一个生机勃勃、速成的城市。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都会从快速的生长进入到一个成熟期，形成一个不断的去思考和探讨的相对慢一些的时期。现在的深圳也在变化，我非常喜欢它。某种意义上，它自行快速生长，有野蛮性，不断蔓延、滋生出并不确定和预先安排好的东西。由于过于快速，规划管理没有那么完备，现实是早期深圳自发性地创造了一些公共空间，我觉得它和北京、上海都不一样。深圳的独特性在于它有很多自发性、自主性的空间，尤其是深圳速度下初期的房子状态，它们在突破某种成熟的规划限制，自带活力，设计类似于产品学的野生设计理念。—— 当然，随着新一轮的深圳更新与升级，这样的一个空间也在逐渐的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稳健、成熟，更模式化的东西，这也产生了大批没有特征的城市空间。这种现象很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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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建筑界里，深圳的设计在中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并谈谈现今建筑、学术界，建筑媒体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曹晓昕：从建筑学角度看，深圳整个城市建筑应该是一流的，拥有特别好的城市基因，因为是移民城市，大家对公共空间很重视，这在同级别的城市里是非常突出的。可能是野蛮生长的原因，它摆脱了特别明确而保守的规划，比如过度的退界，过宽的道路以及不知为什么而设的绿化隔离带，还有教条的人车分流等。要知道混合的状态、模糊的状态才会激发很多有趣的事情，产生有魅力的场景。当然现在的城市规划也在不断的进步，避免“明晰教条的规划”通病。有时候规划会变得比较简单粗暴，好像都规定考虑得非常具体，但其实它把人当没有活力的物一样去处置，看似为人着想，实际上分割了人的生活，把人的生活变得特别单调。人和人、人和自然的距离，实际上是分开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说到建筑媒体，一些媒体去报道建筑师的相关实践，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如果能面向建筑圈以外的一些领域和行业会更好，毕竟处在快餐式获取知识的社会中，简洁的报道可以快速有效地传播。另一方面，我也觉得现在的建筑媒体应该针对当下的社会或行业热点来进行开放性的讨论，允许一些不同的意见表达。因为我们现在不同的声音不够，尤其是批判性的声音。这跟整体的环境也有关系，但从一个学术角度来讲，一些学术杂志应该承担起来，成为不同意见和不同声音的交流平台，这非常重要。举一个例子，最近大家都热衷说“低碳”，对于建筑环保到底是怎么做？这其中应该有不同的路径去探讨，但我只是听到一种声音。又比如，艺术性跟低碳绿色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两者看似有一些矛盾的要素，要如何平衡？这里路径特别丰富，可现在缺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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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关于建筑师跨界的话题。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的跨界，涉及的领域有哪些、是机缘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国际上建筑师跨界早已有之，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开始涉足其中，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与国际相比，中国建筑师跨界有哪些特点？未来，建筑师跨界会成为较普遍的趋势吗？

曹晓昕：我很早就跟一个意大利建筑师交流过，恭维他们说他们不单做建筑、各种家具的设计，还能做其他方面的设计，视线不拘泥于建筑设计本身。他的回答也让我特别惊讶，他说：“对不起，我们光做建筑的话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回归到当下，我预计未来有很多建筑师也会因此去做跨界的一些东西，因为从去年开始，很多的毕业生已经面临就业难的情况。越来越多建筑设计设计机构经营不好，这与整个中国建筑市场萎缩有关，而且短期不会逆转。当一些建筑师从事其他行业的设计，他们接受的建筑设计职业训练也将会带来一些其他行业的新鲜东西，我相信，未来建筑师一定会涌向其他领域，做一些跨界的事情是趋势，是社会的大趋势。我不能算跨界，应该讲支撑自己重心那只脚还在建筑设计上。当然，很多建筑师一定都是立足于自己的领域，然后又在做其他复合化的设计。

导报：在“形归物本”的设计主张中，形式和材料被拔到了非常高的高度。然而，学界一直对“设计追求形式”持批评的态度，很多知名建筑师也都表示：思考设计的时候从不在乎形式；是否担心自己强调形式会与学界主流观点格格不入？“形归物本”很容易让人想起之前热议的“建构“ (Architectonics) 理论，两者主要区别在哪里？另外，很多知名建筑师对材料非常重视，但似乎很少把材料拔到“根本”的高度，怎么看待材料的物“本”和其他建筑师追求的“本”之间的关系？

曹晓昕：形自何处，形归何处？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开始，我们会一块儿讨论，尝试性地去做探讨性设计，现在我几乎每一个项目都跟业主要求有驻场建筑师来控制这个项目的物本不走样。因为我认为每一个项目完成施工图之后，还有好多问题需要和施工单位及分包单位一起去详细打磨，最后确立物质形式的细节。比如说武汉东西湖，当时就做了一个真正以中心花园为核心的建筑文化聚落，中间植入一些服务业，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希望所有的房子都变得特别的轻松。外墙还是选用传统的类似于混凝土挂板系统，但混凝土感觉太重了，我就想用薄的、被揉皱展开之后的纸张感觉。我在教学中做过类似这样的混凝土，但大板上墙的话，我们如何把控工艺，就需要跟专业的技术厂家去不断地研究，包括如何上墙，如何挂，甚至于整个的墙面分隔都要变。所以说我们这个工作室在整个大院系统里头，一直都不是产值特别高的那种工作室，这跟我个人有关系，因为我会拿出相当部分的人力和精力来关注后期的建造。比如上海那个亚兰德的项目，还没画图之前，我们就用手工粘了几组大概比例是 1:10 的模块，一个立面完全用竹钢百叶去遮阳的建筑。我坚持认为脑子想不清楚的事情，可以用手来思考。如果连一个模型中间的节点交接都想不清楚的话，那么肯定也画不出来，到现场就做不好。所以我们一直提倡建筑师动手去做设计，后来在工地现场我们又做一个 1:1 的模型来校正设计。说到我们跟大院的生产组织上的区别，可能过程差异不大，主要是设计一头一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导报：作为中国特有的“丑陋建筑评选活动”发起人和历年评委，能谈一谈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吗？这个活动对社会和建筑行业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评委们对于丑陋建筑的认定有一致标准吗？历经这么多届的评选，这种标准有没有发生变化？近年来又有哪些新的丑陋趋势？

曹晓昕：“丑陋建筑评选”是王明贤和顾孟潮两位老师发起的活动，我是从第三届开始成为之后每届的评委。一开始我觉得两位老先生的初衷是对当下的一些浮夸的建筑、速成的、畸形的建筑进行批判，他们都没有想到活动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以为做两三届就行了，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评优，反倒是这种在行业里评审的“丑”，出乎大家的的意料。因为建筑圈已经不缺这个评优机制，恰恰缺的是一种对底线的评审。我们评委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些房子的丑陋大多数不是建筑师来主导的，很多是业主的意志为主导，外行指导内行来做的，当然也和一些建筑师迎合他们有关。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那个“福禄寿喜”，明显就是个人意志强加给建筑师的。另一类是建筑师的“自作”，即用一种过度设计的语言，或者用一种堆砌化的方式来设计建筑。这两年在评审中见到越来越多的浮夸的丑陋建筑，属于过度设计。每次的评审中评委们意见并不是非常统一的我们是根据流程去完成每一次评审，虽然个别被选出的房子我也并不认同，但既然认同了这个评审流程，我也就认同最后的结果。

导报：您认为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未来，中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大院的建筑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做，这个问题您是如何思考的？

曹晓昕：任何时代下的建筑师迎来的机遇和挑战往往都是在一起的。低碳建筑，或者说绿色建筑，对于中国建筑师将是一个契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国家拥有一个特别强的行政执行力和技术推广力。建筑是一个实践行动，“低碳”现在成为了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目标，设计是引导，最后还是由建筑产品、建筑部件、建筑系统相关联的产业链共同推动和支撑。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一定会比资本主义更强，这个优越性就体现在速度上——快。中国政府对于这方面的推动力和意志力强，中国的建筑师都能够得到比国外建筑师更强的支持力。其实现在我们的供应链和系统都在不断的变化，将来我们的建筑可能真的成为世界上最绿色和最环保的建筑。未来这方面可能中国建设师会有很好的机遇，抓住它就会超越国外同期的、同类的建筑师，在国际上应该是一个贡献。

当然国内目前也有其自身的问题，比如对建筑的决策机制，往往是因为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以自己的好恶来行使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管理者不是特别关注的一些项目，往往会被建筑师做得有声有色，然而那些特别被城市管理者关注的项目，往往会黯然失色，甚至于变得很扭曲，重要建筑经常入围“丑陋建筑”的评选活动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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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能否说一说关于中国建筑教育、院校的看法呢？

曹晓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也有研究生院，我每年都在带研究生，所以对建筑教育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在建筑的外延不断地被扩张的当下，带来了很多与社会性相关联的问题。建筑的内核是怎么造房子，培养出来的建筑师得会盖房，至少他应该知道怎么去盖一个好房子。假设对一个建筑学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个为时五年的训练，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到外延上的话，就会导致内核缺失，进入到我们工作室的往往都是研究生，几乎没有本科生。但他们刚入职时依然不太懂如何盖房子，这是一件让人担忧的事情。

在东南大学，我持续四年设立了混凝土设计实践课，是设计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非常有意思，其中一个课件是给仓鼠做一个“混凝土的家”，开始不要求画图，做着做着你再画图也行，或者最后你做完了再补图纸都可以，但我的要求是你得做出来。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规定，比如开启门窗是不能直接用胶粘连的。你可以用预埋的方式去做，这就会产生各种节点问题。所以很多同学通过两周的时间，造出一个仓鼠之家的时候，学生回过来再看原先的图纸都觉得特别的可笑，甚至完全的不靠谱。因此，这种更贴近实践的教学，不是建筑学的退步，而是一种进步！因为建筑学永远是一个实践的学问，围绕实践本身去创新、发展，才是真正的内核。这可能是我对建筑教育的一个不太成熟的看法吧。

（节选，详见正刊）

“一次基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 啤酒箱之构

设计师的容器

科研与专利

（详见正刊）

（刊于《世界建筑导报》2022年第5期 NO.207，P2-27）